康式昭1935年出生于四川省歷史文化名城資中，在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下，自幼便大量背誦了古文、古典詩詞，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1957年，康式昭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北京市委《前線》編輯、市委宣傳部文化處處長，市文聯黨組副書記，原文化部政策法規司司長，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副會長，北京雜文學會、北京文藝學會、北京電視藝術家協會顧問。他既在諸多領域取得過很高的文學成就，又在宣傳文化部門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可謂“學者型官員”“官員式作家”。在他發表的多部小說、評論、散文、雜文、報告文學等各類作品中，讀者總能感受到他勤學、進取的精神，以及對生活傾灑的真情。

始終未忘文學初心

回顧自己最初接觸圖書，康式昭說這是源自父親的期望。還在上小學時，父親就試圖讓他日后走上科研的道路，要求他每天定時到資中一中圖書館看書。但是在圖書館他卻迷上了文學名著，館內的各類名著令他著迷，一口氣看了個遍。康式昭讀小學二年級時，父親為哥哥請來家庭教師教授古文知識，康式昭跟著學習，背誦了大量古典詩詞，如《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這讓他從此深深地愛上了文學。

1948年，父親過世，迫于生活壓力，康式昭離開學校，在藥房當起了學徒。盡管如此，他依然執著于自己的文學初心，四處尋找各種文學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資中縣成立了總工會，開辦了職工業余夜校。康式昭白天在藥店當學徒，晩上就來夜校聽課。1951年，得知資中一中設立了助學金，他考回母校就讀高中。就讀期間，他擔任了校學生會主席，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念完了高中所有課程。1953年，康式昭前往內江參加高考，當時他填報的所有志愿均為北京大學，第一志愿他毫不猶豫地填寫了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則是大物理系，第三志愿為數學系。最終，他如愿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在北大就讀期間，康式昭成為了北京大學名噪一時的才子，曾任學校團委宣傳部長，團辦大學生刊物《紅樓》雜志主編。1957年，在《紅樓》雜志創刊號上，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明天是正月二十三》。1958年，他組織北大話劇社集體創作了話劇《時代的芳香》，作為新中國校園戲劇的發端，這部劇描寫了北大化學系學生通過科研攻關制造香精的故事，并于1959年初在中央電視臺播放。1961年，他被中共北京市委調入市委理論刊物《前線》編輯部，曾編發署名吳南星的《三家村札記》。

20世紀80年代，康式昭先后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文化處處長，北京市文聯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1990年調原文化部任政策法規司司長。工作之余，他全心投入創作，陸續發表、出版了大量文學作品。其代表作除了早年與他人合作的《大學春秋》外，還有電影文學劇本《青山遮不住》，文藝論文集《鼓吹與論爭》《文化：潮邊思索錄》，雜文隨筆集《吃蜘蛛與吃螃蟹》《說三道四集》《是是非非集》《康凱陳言集》《康凱雜文》，以及戲劇論集《說戲·戲說》等。

我的一切離不開共產黨

康式昭覺得，自己一路走來，得到今天的成就，一切離不開共產黨，是黨給了他學習進步的機會。

自1953年申請入黨，1954年成為預備黨員，1955年正式轉為黨員，至今，康式昭在黨已有68年。大學時要求進步，他積極申請入黨，被身邊的黨員同學所感動，在他看來，共產黨員具有共同的品質，就是艱苦樸素、品格高尚。這種堅毅的精神品格也在鼓舞著他追逐著自己的文學理想，鼓勵著他不斷創作，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為民還是當官，始終不曾停下手中的筆。

康式昭探索過多種寫作形式，在文藝創作和思想評論的多個領域，都奉獻了不少精品力作。關于小說類，他寫過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小小說；關于影劇類，他寫過話劇、電影劇本、電視短劇等；關于評論類，他寫過文藝評論、文化研討、思想評論等。然而，這些文學創作，都是他在完成諸多工作的同時，利用業余時間完成的，由此可見他的辛苦和勤奮。

有學者評價：“康式昭的主業從學徒、學生，到雜志編輯，到黨、政、群機關領導干部，官至司局正職，任務不能說不重，工作不能說不忙，但他在以特定要求完成本職工作外，總是擠出精力，巧用時間，辛苦勞作，不斷推出‘額外’作品。而在文集之外，還有遠遠超過文集總字數的職務作品，即作為工作任務的各類型調查報告、請示報告、工作報告、工作計劃或總結等。”也正因為他的工作主業所需和他的“副業”的廣泛社會影響，他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劇協理事，中國版權協會常務理事，原文化部藝術局重點劇目指導小組副組長，“五個一工程”獎、文華獎、中國藝術節獎、中國戲劇節獎、中國人口文化獎、戲劇梅花獎等全國性常設文藝類評獎的評委，以及中國“小百花”越劇節、中國黃梅戲藝術節、中國川劇節、中國京劇節、全國昆劇中青年調演、全國梆子戲劇種匯演、陜晉豫“金三角”戲劇匯演等專門性戲劇評獎的評委和召集人等。“這些社會活動，耗去了他的不少精力，但反過來又使他的才華在更廣闊的領域得以展示，也為他豐富社會生活，激發創作靈感，擴展創作內容，提供了不竭動力和良好條件。”

對于自身創作，康式昭總是謙虛地認為，是資中的文化哺育了他，是黨為他創造了求學進取的機遇。他語重心長地教誨大家要解決好為人和為文的關系，要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是非觀。

養德修藝，以文藝的力量鼓舞人

在他人眼里，康式昭是“一個具有藝術氣質的文人，一個極富理性精神的學者，一個忠于職守的文化官員”，這也決定了其創作文體的多樣性與創作題材的豐富性。在康式昭很多文學創作中，能夠看到他豐富多彩的文化旨趣，讀出他鮮明的人生理想。

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人”“以文化心”和“以文育人”。一直以來，康式昭始終以此來要求自己，在為人與為文上永葆積極向上的思想追求。

康式昭不僅在作品中表達自己對生活、對世界的美好理想和愿望，同時在作品中傾注了真實充沛的情感。他以手中的筆時刻描摹生活的真實和世象人生，始終注重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始終注意觀察和體悟，始終緊跟世界和國家向前發展的滾滾洪流。也正因此，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雜文還是文藝評論，都放射出時代的氣息，有著對于歷史和現實、對于宏觀與微觀的深刻把握和獨特看法，并以此打動著讀者，激勵著讀者，啟發著讀者，喚起讀者對生活和人生的深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句屈原的話，常常被康式昭掛在嘴邊，并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激勵、鞭策著他在寫作路上永銘初心，永駐真情，永遠褒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康式昭認為，文藝工作者面對大眾，肩負重要的責任和使命，“作為被人民哺育的文藝工作者，要把崇高的價值、美好的感情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導人們向高尚的道德聚攏，去影響、去鑄造、去潛移默化地熔煉人們的靈魂。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身體力行就是了。”康式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