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音樂界，陶純孝可以稱得上是泰斗級人物。她是我國最早從事單簧管專業的女性之一，如今84歲高齡，仍在一線為我國的單簧管教育事業做貢獻。
陶純孝1937年生于重慶，1953年就讀于西南音樂專科學校（四川音樂學院前身），1956年就讀于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音樂學院，畢業回國后即任教于中央音樂學院。她曾任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單簧管教授，原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長，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單簧管學會會長，現擔任中央音樂學院單簧管教授。
時代機遇下，陶純孝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七十余年的藝術生涯中，她既是一位極具才華的單簧管演奏家，也是一位身兼數職的社會活動家，同樣也是一位具有熾熱教育情懷的藝術教育領導者，還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教育工作者。自1961年至今，她任教中央音樂學院，在五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了范磊、王弢、袁源、董德君、馬越等中國單簧管演奏的中堅。
偶然接觸音樂，走向舞臺卻是必然
陶純孝從小就向往軍隊，內心強烈希望參軍、參加革命。當時陶純孝在重慶上中學，川東軍區有部隊在學校操場上出操，看到他們英姿颯爽的樣子，陶純孝希望也成為其中的一員，于是十二三歲就當兵了。
1951年，川東軍區文工團招生，完全沒有接觸過文藝的陶純孝憑借著對軍人這一職業的崇敬，“稀里糊涂”地跑過去報名，陶純孝順利被錄取，并被安排學習單簧管。“家里人沒有人懂音樂，我也并非具有音樂天分，學習單簧管對我來說是個全新的領域。”陶純孝堅信自己能學好，“老師問我行不行，能不能學會，我堅定地說，能！”
陶純孝的堅定，多半來源于她要強的天性。這樣的性格也和她的家庭環境相關，家里8個孩子，陶純孝是老大。“我一直保有很強的上進心，要求自己不斷上進。”陶純孝最初學習單簧管時，每天早起去山上練功。“重慶的冬天特別冷，早起很痛苦，在山上常常將手腳凍到僵硬，可是一想到自己必須依靠勤學苦練才能掌握單簧管吹奏技巧，我就咬牙堅持住，從1951年到1953年，沒有一天間斷過。”
1953年，川東軍區文工團轉到地方，從重慶來到成都，更名為川東行署文工團。剛到成都，陶純孝就被選拔到中央慰問團六分團，準備赴朝鮮參加慰問演出。那一年，她才16歲，在抗美援朝戰爭最為激烈的一年，親眼看到戰爭的殘酷，看到中國志愿軍的艱難和無畏。
盡管在朝鮮的慰問演出僅有半年，但這其中幾乎夾雜著人生種種關乎生死、絕望、傷痛、喜悅、感動的極致體驗，對當時只有16歲的陶純孝來說，對人生有了另一番感悟，也為她日后的學習、工作、生活奠定了正確的人生觀基礎。“在朝鮮慰問演出，我們和志愿軍們吃住在一起，白天在森林里為他們演出，晚上在坑道里為他們演出。這期間，我看到了他們艱苦戰斗的過程，體會到了他們所做的巨大犧牲，充分感受到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義。這段經歷，塑造了我整個人生的價值觀、世界觀。回顧這些經歷，我感受到現在的和平與幸福生活是來之不易的，是多少人的流血犧牲為我們遮了風擋了雨，要珍惜它、捍衛它。”
從戰場到學堂奏響新樂章
從朝鮮回來后，陶純孝在西南音樂專科學校（四川音樂學院的前身）繼續專業化學習單簧管，其間趕上原文化部招考公派留學出國學習，于是，她用兩個月時間自學備考，爭取到了去往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音樂學院深造的機會。
學習期間，從最初語言不通到攻克語言關，惡補單簧管演奏技巧，陶純孝的進步令學院老師對中國留學生刮目相看。尤其是，陶純孝作為布拉格音樂學院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參加了世界青年聯歡節大賽，這一活動在當時是世界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國際活動。原本按照布拉格音樂學院的既有傳統，參加國際比賽要通過選拔，一般由高年級優秀學生擔任。但陶純孝為了這次比賽，每天花上七八個小時去反復練習演奏單簧管，一天也不敢懈怠。從接到大賽通知到上臺比賽，四個月時間，她出色完成大賽第一輪的兩首曲目，韋伯的《小協奏曲》和莫扎特的《A大調協奏曲》及第二輪兩首曲目德彪西的《第一狂想曲》、韋伯的《第一協奏曲》。這次大賽中，陶純孝以管樂組三等獎的佳績閃耀國際舞臺，同時也是首位中國單簧管演奏家第一次在國際比賽獲獎，為我國當代西洋器樂史書寫了重要一筆。
“在布拉格留學5年后，盡管老師挽留我繼續深造，但我還是歸心似箭，希望馬上回到祖國。國家培養了我，到了我回報祖國的時候了。”陶純孝回國后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任教。青年時期，她與郭淑珍、林耀基、郭志鴻等人合作，組合小型樂隊為聲樂伴奏，也與周廣仁和戴云華合作組成管樂與鋼琴室內樂。他們的小分隊在全國巡演，不僅為觀眾帶來經典音樂作品，演出之余，陶純孝還致力于推廣中國單簧管作品。她曾說：“要使我國單簧管藝術邁上新臺階，與國際接軌，除了要培養國際比賽選手，在世界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還應推出中國作品。只有我們自信十足地站在國際舞臺上，傳神入畫地演奏中國人創作的作品，那才是真正的奏響世界。” 1986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辦的單簧管年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大師競相登臺獻藝，陶純孝以一首我國作曲家胡壁精創作的《帕米爾之音》亮相，令國際單簧管同行紛紛拍手稱贊。
品嘗人生百態，始終不忘初心
“我1964年入黨，那時27歲。我的人生經歷很曲折，兩次參軍，還做過印刷廠的工人，去大寨當過農民，干過農活……在蘭州印刷廠里做工的時候，我曾想過，這樣一輩子也挺好，老老實實，干一行愛一行。沒想到，命運再次把我帶回文工團。”陶純孝回憶說，由于全國普及樣板戲，缺乏單簧管專業演奏的人，她就重新回歸了專業。后來跟隨文工團翻山越嶺去為蘭州邊防部隊的士兵慰問演出，在大戈壁灘、在貧窮的大山里，再次感受到了中國軍隊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奉獻精神。
陶純孝看到那些駐守邊疆的戰士們，默默無聞，在邊防地區一守就是五六年。他們用身體筑起了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保護著屬于祖國的每一寸土地。她深刻明白了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的這些戰士們，在為誰，為了什么做出犧牲。“為了祖國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這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如果你親身經歷了這些，走近過他們，感受過他們的單純和赤誠，你會明白，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陶純孝每次想到這些戰士，內心都很激動，正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激勵著自己不斷奮斗。
回歸音樂教學后，陶純孝不遺余力推廣中國單簧管與國際接軌。她以個人的影響力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最高學術水準的管樂三大賽事——德國慕尼黑國際音樂比賽（1987）、捷克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比賽（1991）、瑞士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2007）的評委工作。在這些頗具意義的音樂交流活動中，西方主流管樂古典樂壇開始正視中國單簧管藝術事業。與此同時，陶純孝也為單簧管藝術事業在國內藝術舞臺蓬勃發展、教育體系日臻完善，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做出大量工作。1984年，由她聯絡并發起成立了“單簧管北京研究組”（中國音樂家協會單簧管學會前身），為單簧管事業的發展群策群力。1998年首屆北京國際單簧管音樂節上，來自全世界16個國家41名演奏家和教育家在近一周的時間內紛紛登臺展演、舉辦公開課，讓全國的單簧管演奏家、教育家首次在國內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單簧管名家近距離交流，共同為我國單簧管教育事業謀發展、求探索。
1991年，陶純孝調入原文化部，擔任教育科技司司長，同時還兼任中央音樂學院單簧管教授。她勵精圖治，推出一系列富有遠見的改革方案，為國家藝術教育的改革與建設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這期間，她始終將教學評估改革工作視為國家藝術教育發展的重心。在經過與各類專家征求意見、召開小型專題座談會等大量前期籌備工作之后，1995年陶純孝主持推出《高等藝術院校教學工作評估方案》草案；1996年，與原國家教委高教司對《高等藝術院校教學工作評估方案》《高等藝術院校教學工作評估實施細則》逐條逐句地論證；1997年，《高等藝術院校本科教學合格工作評估方案》《高等藝術院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實施細則》正式推出。
在業界看來，《高等藝術院校本科教學合格工作評估方案》的制定實施，是一項對中國藝術教育歷程具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實踐，既滿足了國家藝術教育長遠發展的需求，又切實解決了專業藝術院校的一線教學中所面臨的現實難題。對于陶純孝來說，這段時間則是自己面臨的新的挑戰。“那段時間，我要一邊學習全新而陌生的‘管理學’，一邊要教授學生們學習單簧管，每天都忙得腳打后腦勺。如何做好管理，是我那時候面臨的新的挑戰。”然而無論身份如何變換，陶純孝始終在為自己鐘愛的藝術事業開拓進取，永不停息。
2021年適逢建黨百年，陶純孝收到了“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這是黨對我50多年來的政治生命的肯定，對我來說也是開啟了一個新的征程。”陶純孝感慨地說：“從參加革命工作至今70多年，我由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成長為一名黨的干部、專家、教授，是黨和國家把我培養起來的，我要用畢生精力來報效黨和國家以及人民對我的培養。”她表示，將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忘初心，永遠跟黨走，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