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向延生的講述中，我們看到了一位老黨員的成長歷程，感受到了他對黨的真摯情感。向延生研究員生于一個革命音樂家家庭，家庭環境早已為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向延生的父母親向隅、唐榮枚分別于1932年和1933年到上海，入學中國當時唯一的高等音樂學府“國立音樂主科學校”，學習小提琴、作曲和聲樂。1938年春天，中國共產黨為培養抗戰文藝干部和文藝工作者在延安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高等藝術學府“魯迅藝術學院”。向隅、唐榮枚都是由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從長沙介紹去的延安，他們與音樂系主任呂驥是該系的三位創辦人，向隅是“第一個來到延安的專業音樂家”（呂驥語），唐榮枚作為延安的首席歌唱家，演唱《延安頌》《東方紅》《黃河大合唱》里的《黃河怨》等歌曲，被毛澤東等人贊譽是“延安夜鶯”。該系第一、二期只有他們三位教員，但是培養出鄭律成、安波、李煥之、李凌、金紫光等56名學員；創作出歌曲《抗大校歌》《延安頌》、歌劇《農村曲》等著名作品。魯藝成立后的第二年（1939年）7月1日，向延生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為此向隅、唐榮枚特別請同鄉長輩毛澤東給孩子取名為“延生”。在“魯藝”這個環境里的耳濡目染，使向延生從小就受到中國革命文藝和民族民間音樂的熏陶和影響，并成為了革命文藝隊伍的一員。
向延生是一位在兒童時代就參加革命工作的老黨員，但他加入黨組織的經歷卻比較曲折。早在延安演出新歌劇《白毛女》時，向延生作為其中最小的群眾演員，已經進入革命的文藝隊伍。1965年向延生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因出身于紅色家庭被分配去上海的海軍東海艦隊政治部任干事、文工團編導。1973年調入音樂研究所工作，1982年才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
出于革命家庭以及所學專業的影響，向延生到音樂研究所工作后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以革命音樂為主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當中，先后承擔了聶耳研究、冼星海研究和寫作出版《中國近代音樂史》等工作。
聶耳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先驅、《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自1935年以來，關于聶耳的各種紀念活動經常舉行，但是缺乏全面、系統性的研究。1978年向延生承擔了聶耳專題的研究工作，并為此輾轉北京、上海、昆明、廣州等地，采訪了近百位聶耳的親友，查閱、收集、整理了大量資料。他甚至還在昆明檔案館的山洞戰備倉庫里發現了朱德1964年給聶耳的題詞。改革開放之初，在中外音樂家團體交往過程中，國外音樂家團體通常會把該國的音樂家全集作為贈送的禮品，中國卻沒有可以回饋的音樂家全集。為填補這一空白，原文化部、中國音協決定編寫《聶耳全集》，向延生在以往聶耳研究的基礎上承擔了這一開創性工作。1983年策劃成立了全集編輯委員會，由聶耳的戰友夏衍、呂驥等六人出任顧問，由時任文化部代部長的周巍峙以及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領導擔任主編，研究歷時7年時間，最終完成了這一系統性成果。《聶耳全集》上卷為聶耳的音樂作品，下卷為聶耳的文字著述，收錄了樂譜、音響、文字和圖片等。1985年《聶耳全集》在聶耳逝世50周年之際，由原文化部撥款12萬元通過文化藝術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聯合出版，填補了我國“無音樂家全集”的學術空白，激勵了中國其他音樂家全集的編輯和出版。《人民日報》刊文贊譽它是“中華文化的豐碑”，1999年榮獲文化部首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冼星海研究是繼聶耳研究后，向延生對革命音樂研究做出的又一大貢獻。冼星海作為中國近現代杰出作曲家，有關他在國內階段的研究很多，但其人生經歷還有一些并不為人所知的地方，例如回國前和在蘇聯的階段。為此，他多次親赴冼星海少年時代居住的新加坡、二戰期間寄居的前蘇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考察，明確了冼星海的音樂之路開始于新加坡養正學校。
向延生還推動紀念《黃河大合唱》創作演出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依照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指示，時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李源潮1999年召集有關單位，開會落實隆重紀念《黃河大合唱》創作與演出60周年的活動。中國藝術研究院由黨委副書記王澤洲與向延生出席會議，承擔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和舉辦圖片展覽系列活動。
經過向延生緊張的籌備和聯系，1999年6月在音樂研究所會議室召開了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星海音樂學院和武漢音樂學院的專家宣讀了相關論文、多家媒體的記者出席了會議。紀念《黃河大合唱》創作演出60周年的圖片展覽，同時在音樂研究所舉行。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人員，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這一內容豐富的圖片展覽。
寫作《中國近代音樂史（1840-1949）》是向延生年過半百后才啟動的重大研究項目，而在此前向延生已經參加過兩次“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編寫。
寫一部全面準確的“中國近代音樂史”，是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國家領導人和革命前輩多年的殷切期望。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由中國音協主席呂驥領導、李元慶主持，1958年調集國內有關學者14人住在音樂研究所編寫《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歷時三年僅完成“送審稿”和一套重要文字參考資料。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后為文化部）1973年再調集全國18位專家住在音樂研究所編寫《中國音樂史》（向延生曾任該編寫組副組長），至1976年也未能成書。1976—1978年向延生領導編成的《中國音樂史曲譜、音響資料》成為全國音樂、藝術、師范學院中國音樂史教學的重要教學資料。改革開放后，遵照中國音協領導人呂驥、賀綠汀的要求，音樂研究所1993年第三次承接了《中國近代音樂史（1840-1949）》的編寫工作，由向延生擔任該藝術學科國家重點研究項目負責人，聯合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共同寫作。項目伊始，時逢音樂史學界“重寫音樂史”大討論，史家們的觀念沖突和探討致使寫作工作進展緩慢。進入新世紀后，賀綠汀、呂驥和該著重要成員汪毓和、陳聆群先后病故，2010年在周巍峙的繼續推動下，向延生克服巨大困難，聯合陶亞兵、蒲芳于2021年8月寫就100萬字的《中國近代音樂史（1840-1949）》書稿，完成了擔負的重大歷史使命和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的任務。
該著作較之以往同類著作任務艱巨，重點音樂家一百多人，涉及的一般人物多達幾百人。該著作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為：其一，該項目的編寫及至成書從1958年至2021年，時間跨度長達63年；其二，該著作全面客觀地書寫了中國近代百余年的音樂發展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三，作者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壯烈歷史發展，作為主線的典范歷史著述。
在采訪的最后，向延生通過一則親身采訪的經歷對年輕黨員提出了期許。向延生曾去江西采訪，其中一個村子當年有17位青年參加了紅軍，他們在長征前種了17棵樹，并相約革命勝利共同返鄉。但1949年革命勝利了，種樹人卻一個都沒能活著回來。談到動情處向延生不禁淚流滿面，他說：“青年人要珍視先烈的犧牲……我們這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黨的第二個百年使命落在年輕人身上，中國的前途就在年輕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