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國家圖書館建館110周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給國圖8位老專家回信，對老同志離退休后仍然心系國圖發展和文化事業、堅守服務初心的行為給予充分肯定，勉勵國圖人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再立新功。總書記的親切關懷是對圖書館界的巨大鼓舞，接到回信的老專家們更是激動不已，感到非常振奮，其中便有朱顏荘老師。

朱顏荘，又名朱巖，如今已年屆八旬，清瘦而矍鑠。談及對黨的最初認識，是在上小學時他讀了哥哥帶來的一本小冊子——毛澤東主席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當時他就已經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個獨立繁榮富強新中國的黨。那時起，他的心里就對黨充滿了崇敬與熱愛。

在北京四中讀書時，朱顏荘認真閱讀了蘇聯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了解了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他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四中老師的叮囑：“要在紅領巾還沒摘下時爭取加入共青團，在還沒有超過團齡時爭取加入共產黨。”在后來的日子里，他一直遵循著這些教導和認識，在學習工作中一步步實踐落實。他始終認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就應該不忘初心，堅決聽從黨的召喚，黨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無論干什么都要干好。

初中畢業后，朱顏荘考上了北京機器制造學校，學習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后留校擔任力學課程教師，第一學年就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成績。第二年，他被組織調往從事國家急需的國防材料高低溫試驗設備與方法研究工作，并在此期間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6年，朱顏荘被調到國家圖書館工作，從此與圖書館事業結緣，開始在國家圖書館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最初他在業務處工作，新館工程啟動后，領導提議他到自動化發展部從事館藏文獻計算機管理和數字化研發的領導工作。面對全新的工作內容，需要從頭學習英語和電腦軟件工程基本知識，對于人到中年的朱顏荘來說，這是不小的挑戰。當時還沒有時間到館外進修，只能邊學邊干。想到組織的信任和重托，同時自己還是一名黨員，朱顏荘義無反顧地挑起重擔，迎難而上。

當時圖書館自動化建設遇到的一個重要技術難題，是字符集不敷使用，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在漢字方面，當時系統只配備了一個包含6763個簡化字系列的字集，對于館內收藏的大量使用繁體字、異體字、罕用字的中文文獻處理遠遠不夠。其次，館內不僅要處理中文文獻，還需要在一個系統中同時處理世界各語種文獻。這就需要一個包括漢字在內的多種文字統一編碼平臺，而當時計算機系統只配備一、兩種字符集，即只能處理一、兩種文字資料，這顯然是個障礙。第三，當時計算機廠家各搞一套字符集編碼，不同計算機系統之間傳輸數據困難，不利于數據交換與共享。這不單是圖書館界遇到的困難，也是全社會信息處理發展面臨的瓶頸。

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需要經常與書目文獻打交道，朱顏荘體會更深、感受更強烈。因此，當國際標準化組織提議制定大字符集國際標準時，朱老師和研發團隊積極關注，密切追蹤。1989年初，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式提出了一個框架討論稿（ISO/IEC 10646草案），在漢字編碼方面請求中國拿出方案，朱顏荘覺得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一天終于到來。

1989年6月初，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的議案，由中國計算機標準化委員會牽頭召集國內有關專家和部門代表研討國家對策。會議討論了三個方案，其中前兩個均是基于國家現用的基本字符集（簡化字系列6763個漢字）單獨進入國際標準框架的方案。與會人士認為不太理想，但是實現起來會比較容易，中、日、韓以及臺灣地區都可以原封不動地將自己的字符集納入國際標準。

基于圖書館信息處理需求，朱老師在會上提出了中國漢字與日、韓漢字（簡稱 CJK漢字）以及臺灣地區使用的漢字統一編碼進入國際標準的第三方案。他指出，中國是漢字大國，中日韓漢字同屬一個體系，日韓使用的漢字絕大多數與中國是一致的，其自造的個別漢字僅占全部漢字的很少一部分，大陸與臺灣地區所用漢字本來也就是一回事，中日韓以及臺灣地區使用的漢字若不能統一編碼進集，就不能最合理地利用大字符集編碼空間。

大家認為該方案比較理想，但實現起來會有較大的技術難度，也不能排除國際上一些國家不合作的困難，對能否在預定時間內完成標準制定還沒有把握。在這關鍵時刻，時任國家計標委負責人陳力為院士表示：中國在國際標準中能為自己的漢字爭得應有空間，應該以此方案到國際上去努力爭取，不管遇到多大困難，都要去爭取。他的態度，對后來的工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此后，國家加緊準備，并事先與臺灣和香港地區的資訊業界進行了研討溝通，取得完全一致意見。1991年4月，中國帶著第三方案去韓國參加大字符集制定國際會議。果不其然，在會上中方一提出就遇到日本方面的堅決反對。但是來自美國計算機產業的代表對中方方案予以支持，他們也有CJK漢字統一編碼的構想。面對日方的阻撓，中美雙方磋商決定相互支持，提議聯合研究，并在會上發表了歡迎其他成員參加的聯合聲明。雖說經歷了不少波折，該方案還是獲得了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認同。

方案確定后，擺在中國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把書面方案落實成CJK漢字統一編碼電子形式標準成果。為此，國家成立了攻關課題組，課題組首先建立了來自不同字集的漢字點陣、編碼信息數據庫，其涵蓋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十個字集（中國大陸基本集、三個輔助集和通用字表與文本通訊用的獨立漢字，共23633個；臺灣地區一個集19370個漢字；日本兩個集12154個漢字；韓國488個漢字），共六萬余漢字。要對這些來自不同地域、字形又有很多差異的大量漢字進行辨別（把認同的字放在一起，把獨立的字分列出來），再按照一定序列統一編碼，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靠手工方法不知要干到何年何月，而且質量也難以保證。

困難面前，朱顏荘和另外幾位技術骨干的共識是：必須也只有走大膽創新和運用高科技手段之路。創建漢字屬性庫是采用計算機軟件對漢字進行認同與甄別的唯一依據，是實現統一編碼技術突破的一個關鍵環節。經過一年奮戰，國家圖書館為該項目提供了我國基本集和三個輔助集兩萬多個漢字屬性的研究成果，同時，又為日韓和臺灣地區字集中的漢字追加編訂新的屬性。計算機通過屬性對來自不同字符集的漢字進行區分與認同，終于編制出統一編碼的電子子表。經過各國專家的多次審校，CJK漢字統一編碼字表定稿上報，于1993年連同其他國家文字編碼一起被ISO正式頒布為國際標準。

該標準投入使用后，迅速推動了世界范圍互聯網環境下中外文信息的交流、共享與統一處理。國家計委、國家科委和國家財政部聯合為國家圖書館頒發證書《國家八五科技公關重大科技成果》。電子工業部有關領導指出，“這是國家在國際電子標準化方面打的最漂亮的一仗”。該項工作與之前完成的《漢字屬性研究》《中國機讀目錄格式》等成果曾榮獲多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以及文化部、電子工業部等授予的榮譽獎項。

后來，朱顏荘在國家圖書館教育中心任職，工作期間多次組織國圖以及國內圖書館界信息技術培訓與交流，邀請國外著名專家來華講述現代化管理。

工作崗位上的朱顏荘兢兢業業，刻苦鉆研，取得了豐碩成果。1998年退休后，他依然珍惜時光，老有所學、老有所為。他積極參加大字符集技術的推廣應用，推動實現《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漢語大辭典》等重要典籍全文數字化和全文檢索；協助北京大學創建北京歷史地理數據庫，收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先生的全部著述及其弟子的主要著述，將數千萬字的文字資料、百余幅地圖、千余張圖片和部分影像資料納入專題數字圖書館；參與由十三個成員館共同發起建設的輯錄孫中山著述、革命活動與研究的數字化圖書館——孫中山數字圖書館；幫助實現日本古籍的數字化，為日本名古屋大學、早稻田大學、福岡大學的專家學者從事漢學研究提供方便；參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重點清史檔案文獻數字化工作項目《清代歷史檔案文獻電子信息采集》等研發，助力圖書館從第一代以書目為核心的處理系統向新一代全文處理系統過渡，突破一系列技術難點，實現通過OCR轉換達到典籍全文數字化、網絡環境下全文檢索（包括精準、模糊檢索、知識檢索），讓讀者足不出戶、字可查、句句可檢、一步到位即可獲得最終文獻信息，有力推動了中外文化學術交流與合作。

雖已步入耄耋之年，朱顏荘的心態卻依然年輕。他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應該立足本職工作，牢記初心使命，扎扎實實地去奮斗，刻苦鉆研，團結協作。他一直強調，自己的一切靈感、創意都來自對國圖這塊沃土的深耕。國圖讓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到“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也收獲了人生最大快樂。他希望年輕的黨員同志們以國圖事業為己任，在自己的崗位上尋夢追夢圓夢，使國圖在新時代更好地傳承文明、服務社會，與國家發展同步，與時代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