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舊社會，成長于新中國的蘇移，親歷并見證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深切地感受著黨和國家對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和對藝術從業者的關愛。
在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蘇移自幼酷愛讀書。幼年時期，他在家中長輩的熏陶下開啟京劇啟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與胞妹蘇稚一同考入文管會領導下的戲曲學校籌辦組織，接受系統的京劇訓練；1950年，中國第一所戲曲學校——文化部戲曲改進局戲曲實驗學校成立，他師從貫大元、雷喜福、鮑吉祥學習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在校期間，蘇移跟隨來自延安和解放區的革命文藝先驅史若虛、任桂林、阿甲、李紫貴等先生學習戲曲理論，牢牢地樹立了“藝術來源于人民，人民是藝術真正的主人”的從藝志向。
蘇移的求藝之路始終緊跟黨的領導。1951年5月5日，為凈化戲曲舞臺，周恩來總理簽發《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核心內容即“改戲、改人、改制”的提出迅速掀起了戲曲改革的高潮，作為戲校學生的蘇移在這場對戲曲劇目、戲曲工作者、戲曲制度等的全面改造中深受洗禮。“戲改”宣揚反抗壓迫、愛國愛民的劇目，摒棄封建道德、野蠻恐怖、丑化侮辱勞動人民的劇目，新中國戲曲教育教學的內容與內涵得到了極大豐富和提高，蘇移深刻體會到在黨的文藝方針引導下戲曲領域正發生著深刻的變革，“黨對新中國戲曲教育事業的領導，培養了新型戲曲人才，奠定并形成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和藝術觀。”
1958年畢業后，因嗓音變聲未能恢復而心灰意冷的蘇移被安排進入中國戲曲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師從翁偶虹、范鈞宏研習戲曲文學，至此，他的藝術重心從表演轉為戲曲文學和理論研究。“改行”后的蘇移遵循黨的新安排、新需要、新部署，沒有辜負藝術前輩對他的培養和重任，沒有放松對藝術精益求精的追求。面對校領導的殷切囑托和戲曲理論類課程的缺失，才下“舞臺”又上“講臺”的他以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使命和身份嚴格要求自己，開始了長達40年的京劇史論學習研究和教學實踐。他編撰的《京劇簡史》講義深受師生歡迎，他也成為學院首任京劇史專業課教師，填補了當時京劇史論教學的空白。作為中國戲曲學院第一位京劇史教師，蘇移可謂京劇學學科建設的先行者，他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奠基工作，治學之嚴謹，耗時之大量，文獻史料梳理之龐雜，為后學者樹立了榜樣。
80年代初，黨和國家為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藝術生產逐步恢復，藝術人才得到重視，大量優秀的傳統劇目恢復排練演出。中國戲曲學院作為較好保留了京劇傳統劇目和流派精髓的院校，承擔起大量的復排工作，此時的蘇移先后任職學院戲曲文學系、戲曲表演系、創作研究部主任。工作中，他會同師生，根據“三并舉”的戲曲劇目政策，研究制定了適應大學教學體系的“三并舉”劇目教學方針，制定并實施師資及教材的提升和保障工程。表演經驗和理論素養俱佳的蘇移創造性地提出了“3個1/3”的師資隊伍建設理論（即具有多年教學經驗的老師占1/3，有基礎有能力的青年教師占1/3，有豐富舞臺表演經驗的名家占1/3），一系列富有創見的教育教學建議對于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水平、繁榮劇目創作、擴大學術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校任教的30多年間，蘇移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扎實的理論素養、卓越的管理才能，不講條件、不計代價地規范學科設置，科學設置課程，配齊師資力量，為新中國文藝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后繼人才。
1984年，蘇移加入中國共產黨。回憶這段經歷，蘇移記憶猶新，“當時的科研處黨支部書記張琪瑤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常與我談心談話，給我做思想政治工作，為我們講解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講述延安平劇院進行京劇改革的事例、分析戲曲改革的重點難點。在他的引領下，我對黨的文藝事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進一步堅定了理想信念，光榮地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93年至2000年的八年間，蘇移任中國京劇院院長、《中國京劇》雜志主編，他鍥而不舍四處奔走，克服資金難以籌集、市場不景氣、隊伍不完備等一系列困難，啃最硬的“骨頭”、攻最難的“山頭”，健全了制度，拉起了隊伍。面對財物誘惑，他從不動心，堅持依規依紀辦好實事，把握原則嚴守紀律“紅線”，他常說：“怕吃苦、怕得罪人就當不了院團領導！”他把愛崗敬業作為道德操守，全身心撲在工作上，堅持來得最早，走得最晚，堅持“把機會和平臺留給年輕人”。雖然是京劇最高表演團體的負責人，但蘇移為人隨和，與他共事相處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或是角色身份不同，都能體會到他的包容氣度和學者情懷。八年間，他帶領全體演職員一心一意謀發展，大大增強了劇院凝聚力，理順了藝術生產關系，規范健全了演出隊伍，實實在在地改善了演職員生活水平。
在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中，蘇移不存私心，不遺余力，把最高水準的京劇藝術和藝術家送出國門。在一次帶團赴日訪演過程中，邀請方——日本當代著名劇作家、音樂家真山美保的秘書詢問蘇移，“您最想帶回去的禮物是什么？”蘇移并未選擇當時的“稀缺商品”，而是回答：“我最需要、最想帶回中國的，是中日文藝工作者的深厚友誼。”真摯樸素的答案贏得了中日雙方高層領導、文化官員的敬重和贊許。
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蘇移以一位京劇人的責任感和嚴謹治學的態度幾十年如一日地精研磨礪，筆耕不輟，在戲曲理論研究方面，尤其是京劇史論領域建樹頗豐。他所著的《京劇簡史》《京劇二百年概觀》，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京劇的歷史形成、發展做了創建性研究，是出版的第一本較為系統的中國京劇史專著。退休之后，他傾力撰寫《京劇發展史略》，洋洋灑灑41萬字，成為篇幅最大、史論內容最豐贍、歷史分期獨有特色的京劇發展史專著。他擔任主編的《中國京劇史（上、中冊）》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京劇史（插圖本）》獲全國26屆優秀出版物提名獎；編著的《京劇常識手冊（京劇史部分）》被教育部列為中小學知識圖書；編著《京劇劇諺選注》對京劇“行兒里”的唱念做打、藝德修養等術語、諺語做出了詳盡的注解和闡釋。在戲曲編劇和導演領域，蘇移也發揮了卓越的才能，導演了《急子回國》《洪母罵疇》，編寫《長平之戰》《寶馬圓情》（與戲曲劇作家鄒憶青合作）等優秀京劇。
蘇移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用實際行動踐行“黨是一生的追隨”的信仰。在感懷黨的恩情時，他說：“十幾歲的時候，我雖不懂黨和組織的內涵要義，但從戲校里日日吟唱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中，我汲取了無窮的力量，憧憬著未來的美好，這種信仰和力量從那時起就深入骨髓，指引我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步步踏實積累，日日奮進不息。”他把全部身心投入京劇藝術教育、京劇理論研究、京劇舞臺推廣，為我國文藝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扛鼎之才。離休后，他積極參與戲劇領域的評審評獎工作，以“只談水準，不講情面”的高標準、嚴要求，不遺余力推動京劇藝術的守正創新。在220余萬字的豐贍著述中，他孜孜以求近乎苛刻地梳理京劇發展脈絡，日臻完善戲劇知識譜系，力求為各年齡段、各需求層面的讀者展示“京劇之美”，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普及奉獻了畢生心力。
直至現在，85歲的他仍然擔任國家京劇院藝術顧問、文化和旅游部離退中心第十八黨支部書記，為黨和人民的藝術事業勤奮工作著。2021年7月1日，蘇移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觀看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談到學習體會，他目光堅毅滿懷深情地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今天的繁榮強大是多少英烈先輩用血汗換來的。我們要繼承先烈遺志，永遠跟著中國共產黨，堅定信念，筑牢政治靈魂，為黨和國家貢獻我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力量和擔當。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一定會放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