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革命文物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革命文物承載黨和人民英勇奮斗的光榮歷史，記載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和感人事跡，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弘揚革命傳統和革命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強新時代革命文物工作，切實把革命文物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新時代的工作要求對學術界和文博界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即如何建立革命文物學科體系和重建革命文物體系。
革命文物的研究性質和研究目的，與近現代歷史文物不同，最終任務不是落在復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上，而應把落腳點放在教育和宣傳兩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黨史學習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文物的宣傳功能是通過革命文物的研究，激發廣大干部群眾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見，革命文物的研究涉及黨史、革命史、政治思想史、思想政治教育、新聞傳播學以及文物、博物館學等多個不同學科，需要各學科共同進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學科的基礎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在繁榮發展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探索和建立自主的學科體系。在這一背景下，黨和政府又非常重視革命文物工作，我們應趁此機遇把以往出于各種原因未能實現的革命文物體系建立起來。當然，體系建設與學術研究還有區別，學術研究是體系建設的階段性成果，而體系建設是一項長期、持續的工作。高屋建瓴的體系設計是必要的，但體系建設需要沉淀和發展，最初不可能把所有細節都考慮到，把所有問題都講清楚。
革命文物的時間范疇需要重新界定。以往我們對革命文物時間范疇的界定基本延續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革命文物的時間界定，以五四以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心，遠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的近代革命運動，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革命文物的范圍也以革命運動為中心，著重反映革命運動過程中的文獻與實物，包括秘密和公開時期之報章、雜志、圖書、檔案、貨幣、郵票、印花、土地證、路條、糧票、攝影圖片、表冊、宣言、標語、文告、年畫、木刻、雕像、傳記、墓表、革命先進和烈士的文稿、墨跡及用品，兵器、旗幟、證章、符號、印信、照片、衣服、日常用品，以及在革命戰爭中所繳獲的反革命文獻和有關實物等。如今，中國共產黨已是百年大黨，社會面貌早已發生日新月異的深刻變化，社會主要矛盾也與革命時期大相徑庭，過去“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主題已經轉變為“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時代主題，因此，革命文物體系也要鮮明地體現這一轉變，革命文物不僅體現革命斗爭的一面，也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面，要把整個偉大變革歷程反映出來。新時代革命文物體系建設要充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例如，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湖南十八洞村貧困戶隆興邦的精準扶貧脫貧評估檔案，既是新時代的物證，也屬于革命文物的范疇。站在新的時代起點上，我們要統籌考慮，重新建立革命與建設時期的時間軸，在此基礎上對具體革命文物所反映的時代內容做出恰當的評價與定位。
革命文物的空間范疇需要重新考慮。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這是我們黨百年來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出要推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強調“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在黨的各個革命與建設時期，國內、國際因素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革命文物體系建設國內因素方面的基礎較好，在黨的各個革命歷史時期都有典型的遺址和物證，相關研究較為充分，如嘉興、井岡山、延安、西柏坡等地的革命遺址保護、革命文物征集、文物展陳、活化利用等工作都走在前列。觀眾去到實地，看到實景、實物，都能直觀地受到教育。另一方面，關于國際因素的革命文物工作基礎還較為薄弱。例如，大量的海外黨史文獻和共產國際文件目前還未得到規模化的有效利用，中共六大等海外革命遺址和革命文物缺乏系統研究。又如，展現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合作成就的海外物證，也應納入革命文物的范疇予以討論。
革命文物的研究路徑需要創新。革命文物和歷史文物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應有所區別，不能全然借用或照搬歷史文物的研究方法，要建立自己獨特的研究路徑。例如，全國各地檔案館藏有大量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檔案文獻，這是歷史文物特別是古代歷史文物研究所不具備的資料條件。再如，大量多媒體文獻，包括照片、唱片、音視頻資料等，也是古代歷史文物研究不具備的，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有這些資料，因此，革命文物研究具備可聽可視化的途徑。又如，口述史研究方法也是歷史文物研究不具備的。不難看出，在研究路徑上，革命文物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在學術研究和體系建設上自然要充分注意到這一點。當然，這些新的路徑其實也是革命文物的新樣態，由此又引出革命文物的類型學研究這一課題。只有規范了革命文物的類型和適用范圍，才能為更規范、科學的革命文物展陳提供基礎。
總之，創造性地建立革命文物體系正當其時，同時又任重道遠，需要系統、科學地論證革命文物的性質、任務、內容和時間、空間框架這些基本問題。
作者：牛貫杰（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